阎子祥

     根据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8年10月28日做出“中央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干部的决议”，要求华北老解放区抽调5.3万名干部，组成若干区、县委、地委、区党委及各级政府组织，待大军渡江时，分别随军南下，赴江南各省市、建立地方党政各级组织。这时，我在晋中区党委工作，组织决定抽调我随军南下，我们区党委是以武光、周小舟为正副书记，共配备了6个地委及其县区的党政干部班子，我担任新组建的晋中南下区党委的组织部长，我欣然应命。于1949年3月15日随南下队伍在石家庄集中，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训练，于同年4月28日出发南下。

     当时河南安阳、新乡解放不久，平汉铁路线运输困难，为了赶路，我们就分乘马车，路经威县、南乐、濮阳等地，经过数日行军，于5月9日顺利到达河南开封。小憩几日后，遵照中原局指示，于5月中旬乘火车开赴河南的巩县住下来，进行学习休整待命。此时，我们区党委部分干部经中原局作了一些调整，周小舟调湖南省委。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高文华和省委宣传部部长周小舟找我们谈话，决定让我担任长沙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曹瑛同志担任长沙市委书记，我们俩都愉快地接受了，并着手作进入长沙市的入城准备工作，从此我即脱离原晋中南下区党委。这时由于上海、武汉均尚未解放，我们在此休整了一个月左右。解放战争发展形势很快。不久，南京、上海、武汉、相继解放，中原局决定，晋中南下区党委先到南京。随后乘船于6月28日到达武汉，我们这部分干部，则经南阳及湖北随阳到武汉。湖南省委又对长沙市委的领导班子作了一些调整和充实，曹瑛同志和我的职务不变，决定由邯郸地委副书记田光涛同志任长沙市委组织部部长，天津市第九区区委书记马青年任市委秘书长，辽宁省公安厅厅长程萍任市公安局局长、吕振羽任长沙市委宣传部部长（未到职），大连市公安局局长毛远耀任长沙市副市长，并召开会议进行了宣布。同时决定去长沙所走的路线，而湖南长沙正值和平谈判，我们只得在武汉等待，视情再继续南下。我解放大军从京广两侧向湖南长沙逼近，岳阳、临湘、平江等县城相继解放，我们乘火车至咸宁，因前面火车不通，只能步行，各自背着行李，由我和程萍、孔安民同志带领部分干部经湖北的崇阳，翻过一座大山，经通城至平江，在平江又住了三四天，于7月30日继续出发，经金井于8月1日抵达长沙县的槩梨镇住下待命。这时，长沙已是大军压境，和平解放长沙谈判正在进行，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在我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感召下，深明大义，毅然起义，8月4日，长沙获得和平解放。我们随军入城，在省委的领导下，着手进行接管和建政工作。长沙是湖南的省会，是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我担任该市第一任市长，直到1953年初调北京工作，前后共在长沙工作3年多时间。3年多时间虽然短暂，但是留下了永远难以磨蚀的痕迹和记忆。

     从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长沙，是一座饱经灾难、疮痍满目、极其残破落后的城市。30多万人口杂乱地挤住在67平方公里的狭隘市区里，仅有的7条狭窄崎岖的马路和形同蛛网的麻石街巷，到处是断头卡口，阻滞不通。没有自来水，人们只能饮用肩挑手提的河水和井水。缺乏下水道，雨水污水的排泄还依靠明末清初建造的古老的、年久失修、淤泥阻塞的八大公沟，稍降大雨，30多街巷即积水过膝，浊水横流。环境卫生设施更无从说起，到处垃圾成堆、秽气四溢、蚊蝇横生。房屋建筑简陋，绝大部分是竹木简易结构，棚户十居其一。电话难通，渡江仍靠木划，市区交通主要靠人力车。城市基础设施之薄弱，实属罕见。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经济基础，已濒临崩溃。现代工业为数甚少，大多是以手工生产方式为主的小型工场作坊，商业畸形发展，占工商业总资本的79%，工商业大多处于停业和半停业状态，失业半失业工人多达四、五万人，民不聊生，灾民、乞丐充斥街头，多达7000人。娼妓、吸毒、赌博、盗窃等丑恶现象，触目可见，残存潜伏匪特和封建把头，继续伺机进行破坏，为非作恶。

     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接管和民主政权建设亟需抓紧进行，濒临崩溃的经济亟待恢复，市场与物价亟待稳定，失业工人和受苦市民亟待安置救济，乞丐、游民、娼妓需要收容改进，薄弱残缺的城市基础设施亟待充实改善，潜伏的匪特和封建把头的破坏活动需要及时打击。同时支援大军南下和相继而来的抗美援朝任务也十分紧迫。而我们在干部力量、工作经验以及财力物力方面都明显不足。

     入城以后，8月19日长沙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军管会由肖劲光任主任，王首道、陈明仁为副主任，市委书记曹瑛和我均为委员。根据军管会命令，于8月22日成立长沙市人民政府，接管前长沙市政府并着手组建各职能机构，边组建边开展工作。当时机构比较精简，仅设有民政局、财政局、税务局、工商局、建设局、劳动局、公安局、人民法院、房地产管理处和秘书处等10个单位。另外，还同时成立了市贸易公司和人民银行。城区东、西、南、北四区及郊区金盆、文艺、会春、岳麓四区亦于9月完成接管，建立区公所。南下的干部人数不多，难以适应工作配置的需要，但由于长沙地下共产党有长期的工作基础，为迎接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培养和团结了一大批有革命热情、有文化素养、熟悉多项专业的党和非党人才，为政府主要部门的干部配备及时提供了力量，一些局、区长就是由长沙地下党员和非党人士配备起来的。对市、区政府各部门，也输送了大批干部，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党员干部与非党员干部紧密结合起来，团结起来，使我们在军管会的领导下，能够较快地有秩序地开展工作。当时财政经费是十分困难的，干部大多数是供给制，生活很艰苦；人员定编很少，人少事烦，每日清晨六时至晚上九时，工作、学习达十二、三小时之久，非常辛苦。但我们自上而下的老干部，南下及本地干部，都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建设人民的新长沙——而献身。那种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勇于迎难而进的精神，直到今天都是难以忘怀的。

     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是当时最紧迫的中心任务。基于长沙是一个以农产品、工业品集散流通为主的商业城市，工业基础差，比重小。我们首先从恢复发展城乡、内外交流，搞好商业入手，推动经济，促进生产。大力动员工商业复工复业，同时组建国营商业企业，掌握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物资的购销调节。其后，鉴于商业畸形发展，有些行业需要调整，决定动员组织商业上多余和闲置的资金转向投入工业。组建了建湘企业公司，设立董事会，专司其事。建湘瓷厂等以建湘命名的工厂，多系采用这一途径建起来的。同时从长沙大工业、现代工业少，基础薄弱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恢复发展生产工作中，大力倡导扶植手工业和小型工厂的发展。这些在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和为以后长沙工业发展创造条件方面，都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经过三年经济恢复，1952年底，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5328万元增加到19578万元，工业职工由43132人增至70303人，社会商品零售额由7310万元增加到12479万元，商业职工由29744人增至35242人。生产得到较迅速地恢复发展，就业人数大幅度增长，市场物价趋向繁荣稳定。

     大量失业工人、半失业工人和贫苦市民的安置救济，因水灾流入城市灾民的遣送安置，是党和人民政府关心人民生活、稳定社会的一件大事。我们除着眼于恢复发展生产外，用了很大力量，采取多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当时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了为数很大的救济粮款，我们运用救济粮款，变消极救济为以工代赈，用以工代赈的方式，来进行安置救济工作。这样，既安置救济了失业工人，又进行了一些必要急需的市政工程和公用设施建设，为社会创造了财富。此外围绕支前，组织了军鞋、被服等临时辅助加工组，也安置了不少人。对于流落市区的6000多灾民，则分别进行登记，遣送回原籍。对流落街头的1000多名乞丐、孤儿，也进行了收容，并逐步安置使其走向自食其力的道路。

     长沙原来建设布局紊乱，城市基础设施残缺薄弱，严重影响着人民的生产、生活，障碍着城市的发展。因而也成为我们工作日程上的一件大事。一方面着眼长远，于1950年编制完成《长沙市规划原则草案提纲》、《道路系统草图》和《区域规划草图》，作为改造和建设长沙的初步依据。当时省政府袁任远副主席分管长沙市的工作，他一贯关心长沙的城市建设，支持我们编制城市建设规划，还于1951年亲自担任长沙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支持长沙按规划进行改造和建设。另一方面立足当前，在百废待兴、财力物力困难的情况下，创造条件，着手进行一些必要的建设，解决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如：（1）迅速控制由于供水、排水设施缺乏、环境卫生条件差，形成市区脏乱，导致的传染病的发展与蔓延。清除积存的垃圾万余吨，疏通年久淤积的八大公沟，对居民饮用的河水、井水进行消毒。（2）加强城市安全方面的防火、防洪工作。针对房屋建筑简陋，绝大部分为竹木结构，街巷狭窄，没有自来水，缺乏消防水源、火灾易发的情况，在全市普遍设置街道小型消防储水池，充实健全义务消防队伍，加高加固沿江防洪堤岸，防御洪水灾害。（3）改善市区水陆交通条件，增加公共汽车，增开行驶路线；创办轮渡，改变靠水木筏渡江的落后危险状况。（4）着手进行城市绿化和公用绿地建设。长沙当时市区只有行道树两万余株，岳麓山及近郊山丘树木遭到破坏，林木稀疏，除只有几株稀稀落落树木的中山公园（现在的青少年宫）和残破失修的天心阁外，没有可供市民休息游览的场所。因此在市区普遍增植了行道树，动员对岳麓山和近郊沿江山头进行植树绿化，整理修复天心公园，并在年嘉湖一带划定土地，着手育苗植树，筹建公园，即后来的烈士公园。还在市区新建了儿童公园（现为少年宫）。（5）建设自来水厂是长沙人民长期的迫切期望，在当时既无国家投资，又不能向人民集资的情况下，经中南财委批准，从银行贷款40万元，于1951年动工，建成日供水15万吨的长沙第一座水厂。在进行上述各项工作的同时，结合以工代赈，辅以少量财政拨款，按照城市初步规划，自1951年开始，先后新修了沿江大道、五一西路、劳动路、北长路（现建湘北路）、南长路（现书院路）、伍黑路等贯穿旧市区和通往南北郊的主要道路，并利用自然地形挖填土方，辟建了初具雏形的劳动体育场。今日有幸见到当时规划的重要设想在以后逐步转化为现实，当时克服困难勉力完成的市政工程在以后对长沙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我感到十分欣慰。

     那个时候，以市委、市政府为首的党政机关，确实是十分注意发扬艰苦朴素作风的。住旧房，用旧家具，机构人员力求精简，一切因陋就简，讲求节约，力求少花钱多办事，尽力挤出一些钱来，多办一些人民迫切需要的事情。比如以原公医院为基础，新建了病房和门诊大楼，建成市一医院；在南区新建了工人医院（现三医院）；在河西新建了岳麓医院（现四医院）。为改革殡葬习俗而新建火葬场。这些都是那个时候在困难条件下进行的。

     吸毒贩毒、娼妓、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在公安、民政部门的协同努力下，经过禁毒戒毒、取缔妓院、收容改造妓女、禁止赌博，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便已先后绝迹。这些在旧社会长期泛滥的弊害，能够迅速得到整治，净化了社会环境和风尚，获得人民群众的赞誉。

    在开始接管建政的同时，四野继续挥师南下，二野进军西南，都途经长沙。支援大军过境，补给军需物资等紧迫重大的支前任务，经过多方协同，依靠发动群众，筹措支前借款，借粮征粮，组织过境迎送和食宿安排，均顺利完成。继而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窥伺我国，1950年10月，我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抗美援朝。全市开展抗美援朝运动，青年踊跃参军，组织医疗队、汽车驾驶人员赴朝支前，捐献飞机大炮，全市捐献的钱款折价可购买飞机161架，安排军需物资生产供应。全市人民表现出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感人至深。

     国民党反动派潜伏和残存的特务分子，由农村及外地潜入的匪特、恶霸地主分子，以及封建把头等反动分子，伺机进行破坏活动。1949年9月4日，起义的前省会警察局长刘人爵，于寓所被特务分子刺杀。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制造谣言，进行破坏活动。市军管会发了《彻底肃清匪特活动》的布告和《国民党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登记的有700多人，登记和收缴了枪支700余支，适时破获特务组织，打击破坏活动，其后开展镇压反革命工作，镇压了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保证了社会、政治安定和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自1950年开始，先后在城市和郊区进行了消灭封建制度的民主改革和土地改革。码头等行业的封建把头，骑在工人头上，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工人，他们与反动官僚和特务勾结在一起，无恶不作。通过民主改革，启发工人自觉起来，揭发他们的罪恶，进行说理斗争，对怙恶不悛的首恶分子依法惩处，打倒了压在工人头上的封建势力。土地改革工作，我们从城市的特点出发，一方面按照城市郊区比较错综复杂的土地占有情况和阶级构成情况，领导群众，严格掌握政策，有步骤、有秩序、较稳妥地推进土地改革。同时，在全省广大农村普遍开展土地改革，而城市工商业者和其他一些阶层在农村占有土地的情况下，既要坚决支持农民反封建运动，又要贯彻执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保障城市的稳定。市人民政府抽调了得力干部，由程萍副市长负责，组成“城乡联络处”，在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的指导与支持下，处理土改中城乡有关问题。凡农民进城抓找逃进城市的地主，要城市工商业者及其他各界人士包括科技干部等退押或下乡清算者，都要通过“城乡联络处”。凡确系逃避土改潜逃的地主、恶霸，同意并协助查找带回；凡涉及城市工商业者及其他各界人士，则一方面责成、动员认真清退押金、交出田契，一方面说服农民不带人下乡，不提出超出封建剥削以外的要求；地主在市内的房地产一律不能由农会没收。经过繁多、复杂、耐心、细致的接待、了解、说服动员工作，在有关县土改委员会的支持配合下，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城乡都感到比较满意。现在回顾起来，当时这方面的工作是做得积极而又比较稳妥的，避免了“左”或“右”的偏差。

     解放初期这3年的时间内，在百废待兴、头绪纷繁、比较复杂困难的条件下，能够在接管、民主建政和经济恢复方面完成这样一些工作，首先是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和相继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中南局和省委的及时指示，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地下党长期艰苦工作，为我们提供较好的条件和群众基础；以曹瑛同志为班长的市委一班人注重实事求是，善于综合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使我们能够创造性地、脚踏实地地开展工作。再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的结果。曾经有人问我在长沙这段工作中有何创造和经验，我诚恳地说，没有一件是我的创造，而只是在上级领导和政策指导下，听取群众和干部的意见，对集中起来集体议定的意见，按本职责任贯彻执行，执行中由于个人水平不高，差错失误在所难免，一旦发现就努力改正。至于谈到经验确有不少，而主要是走群众路线，虚心向大家学习。遇到困难问题和阻力，就听取各界代表人士和有关专家的意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政府委员会是讨论决定大事和集中各界代表人士意见的机构，各种座谈会、走访交谈则是经常征询求教的方式。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许多困难和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我们当时的各项工作，都得到了省、市各界人士的支持。他们以热诚的态度，对新政权的人民事业积极提出建议，提出问题，并经常参与实际工作，作出了许多贡献。如张以藩、易鼎新、向德、陈芸田、肖敏颂、曹伯闻、黄曾甫等人士和潘基石质、朱谷生等一批专家，与我们合作共事，推诚相见，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至今还要表示对他们的尊敬和怀念。

     解放初期3年多的工作，仅仅是建设人民新长沙的一个起步。经过历届市委、市人民政府领导全市人民继承发扬艰苦奋斗迎难而进的传统精神，经过40多年的努力，长沙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使解放初期对新长沙建设的预想都成现实，并大大超越了预想。我想凡是参加过解放初期工作的每位同志，扶今思昔，都会感到十分欣慰，十分兴奋，并热切期望长沙市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继续开拓腾飞。

【作者简介】

       阎子祥，男，山西省临猗县人。1949年2月组建晋中南下区党委时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南下入湘后任长沙市委副书记、长沙市市长。离休前任国家建筑工程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2000年1月7日在北京逝世。

来源：《吕梁干部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