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秋冬之交，我拜访了山西省孝义县城关镇贾家庄村村民、80岁高龄的盲侨，前日本劳工陈家义同志。当他得知我是一位党史工作者时，欣然谈起了他的特殊经历：

　　 1938年春，我和我村十来个不愿当亡国奴的年轻后生一起跑到我县山区下令狐村，自愿报名参加了决死二纵队游击三团。我们的部队一边扩军训练，一边与日本侵略军打仗，队伍日益壮大。1939年冬，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妄想吃掉山西新军，我们被迫忍痛撤离晋西南，开赴晋西北继续抗击日军和顽固派。日本鬼子视我们八路军和决死队为眼中钉、肉中刺，军事上扫荡，经济上封锁，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但我们全体指战员斗志不减，照旧奉命护送干部和物资过境，保护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

　 　1943年10月，日军对我晋绥八分区实行“秋季扫荡”，我们在交城山通岚川老凹沟执行任务时被敌人发现，遂对我们实施突击包围，我们数十人不幸被敌人俘虏。敌人先把我们关押在交城东社，不日经平汾铁路先后转押太原工程队和交换队，还强迫我们去炼钢厂干苦力活，过着非人的生活。1944年，我们在太原被羁押的300余人被俘人员，经由塘沽港被强行押解日本国，在长野县的山村里打山洞，干得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穿的是纸衣服，饥寒交迫，受尽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役，饱尝了当亡国奴的苦涩滋味，真是亡国奴不如丧家之犬。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虽然身陷囹圄，囚居异国，但我们时刻怀念着祖国和父老乡亲，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300多名难友团结的像一个人一样，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干活磨洋工、熬日头，变着戏法捉弄敌人，一天也没有停止与敌人的斗争。我们的大队长、共产党员张一丁同志（西安人）是个有勇有谋有骨气的汉子，他曾秘密策动、组织我们积极越狱，并曾得到日本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策应和协助，已经搞到了部分枪械，不幸被敌人发现，大队长从此被单独关押，我们则被转押曲马县修建发电站，引海水发电。从此，敌人对我们看管得更严了，生活待遇更差了。我们的大队长被判处死刑，定于1945年8月20日执行，由于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幸免于难。我们300余名中国难友在日本度过了一年多时间的漫长岁月，就有近一半同胞饿死、冻死、病死、累死在异国他乡而被集体火化，而我们幸存的100多名难友中竟有30余人因营养太差，饥不果腹，食物中严重缺少油盐，导致双目失明，我就是这时瞎了双眼的。

　　 1945年冬，我们虎口余生的100多名难友手捧另外100多名遇难同胞的骨灰盒，经由青岛返回日夜思念的祖国，当时的政府给我们及其他盲友发放了“回国盲侨”的证件，天津市民还赠送了我们上书“国之干城”的荣誉证章。我在天津市山西会馆乡友们的资助下返回了久别的家乡。

　　 解放后，人民政府给我分了土地，使我过上了温饱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特别是1983年孝义县委党史研究室召开党史座谈会期间，我们的老团长曹诚将军给我做了证明，孝义县民政局对我的生活给予定期定量补助，城关镇政府和贾家庄村民委员会也经常问寒问暖，关心我这个风烛残年的孤老盲人，使我深深地感到还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好。

　 　陈家义同志虽然体弱多病，但仍能记得当年在交城山时唱过的抗日歌曲，其中有一首《游击战歌》，歌词是：“红缨枪，红缨枪，枪缨红似火，拿起红缨枪，去打小东洋；山沟里，山顶上，游击健儿干一场，打东洋，保家乡，不让鬼子再猖狂！”说着，说着，老人欣喜地给我唱了起来。

    作者：任振福

    来源：吕梁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