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10月中旬，我有幸回到了曾经在43年前生活、战斗过的第二故乡——山西省兴县张家塔村。多少年的夙愿实现了，当地的老年人们一再问我：“咱们的结巴（口吃）排长在哪里呢？”这、这，我该问谁去呢？结巴排长是我的顶头上司，也是我能够健康地活到现在的救命恩人。人民群众想念结巴排长，我何尝不想念呢。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参加了贺龙同志领导的一二O师二十七团尖刀五连。我的排长，就是同当地人民打得火热的结巴排长。当时，我的年纪最小，个头最低。从整个部队来说，穿的、盖的、铺的、不说是一无所有吧，也实在是简单的太可怜了。那时我只有一块粗白布被子，没有任何可铺的东西，结巴排长就像我的哥哥一样，冬天睡觉时，总是让我睡在炕头上，晚上站岗，总要来回关照我几次。毛主席提出“生产自给，自力更生”的号召后，部队开展了种地、纺织、放牧等生产活动。在开荒地时，我使出吃奶的力气，还是远远拉到别人后头。结巴排长为了照顾我的体力，给我分配轻活，后来干脆让我上山放羊。因此，我就住在羊圈，冬天挨着大绵羊取暖，夏天和羊住在一起避免蚊子叮咬。那时候，我们生活比较艰苦，每日只供半斤黄豆的口粮（老秤八两），上午羊出坡的时候，我带一两重的四个窝窝头，挖点草根，吃点苦菜，这倒是又清火还充饥。晚上收坡回村，觉的肚里边还是饱饱的，节省下两个窝窝头给结巴排长。可结巴排长舍不得吃，他又将两个窝窝头给了排里几个力气大、个头高的战士充饥。

　　在打仗时，他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我记得1945年中秋节的这天，我军于拂晓攻入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一部分）的归绥城（今呼和浩特市）。我们这个排爬到了老乡们的房顶上，与日伪军对峙，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的结巴排长和我并肩战斗，事事处处关照着我。这一天雨下得特别大，归绥城的房子又大部分是土坯房，一下雨爬都爬不住，我和排长只能互相紧靠，才能保护自己消灭敌人。此时，我们有一位班长站起来向敌人喊口号，让他们放下武器交械投降。一句话未完，敌人就开了枪，英雄的班长当场壮烈牺牲了。此情此景激起我报仇的怒火，我没顾得考虑自己的安危，站起身来随手向敌人投去手榴弹。这下结巴排长火冒三丈着急了，边拖我边喊：“姚…文…锦…不要命了。”顺手一把将我拖倒。眨眼之间，敌人扫来一排子弹。多险哪！没有结巴排长拖我一把，这一次我就牺牲了。

　　1945年11月8日，在八里庄战斗中，我和结巴排长同天负伤，因伤员太多，转送也较困难，开头我乘牛车，因道路不平，震动太大，我昏迷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苏醒也不知道，身上穿的一件破棉衣也被人脱走了，只留下一条破棉裤。我这次除受到贯穿性枪伤外，两只脚都被冻坏。大概过了三四天时间，幸好我原来的副连长陈继祖同志这时在团部任副官，他在收容工作中，发现我在一辆牛车上呻吟，设法搞到担架，就用门板将我转移到丰镇县的一个农村。这时医院的同志履行登记手续，当询问我是否共产党员时，我的党证缝在棉衣内，棉衣被人剥走，其它物品也全部丢失。正在为难之际，我的结巴排长正好转移到这个地方。他在担架上就听到了我的声音，他当即证明我是共产党员。从此，我又和结巴排长住在一个村了。

　　我住医院不到10天时间，两只脚全部腐烂。医院决定给我截去双脚。这时，我自己做不了主，要医生请示我的排长，他果断的地回答，不同意锯掉我的脚。就这样，我的两只脚完完全全地保留下来了。现在50多年过去了，我的双脚虽然留有残疾，但行动走路全不碍事。

　　后来我在部队做领导工作，每当行军作战和训练，和我的排长一样，总是走在部队的最前面。现在，不仅两脚全在，只不过多次负伤致成二等甲级残废，伤口变形时有疼痛。但我日常生活过得非常幸福。遗憾的是我的恩人结巴排长不知到了哪里，这已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我的排长在战斗中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指挥员；在克服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时，是心灵手巧的多面手；在行军和宿营时，他每到一处都在人民群众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张家塔村人民群众一再询问：“咱们的结巴排长在哪里？”这种心情我完全理解。我和大家一样，也很想知道我的恩人，我的排长您现在在那里？1946年元月，因敌人捣乱，我俩在丰镇分手后，直到今日无任何联系。当时我俩的团长是兴中同志，营长是刘籍甫同志，连长是李汇海同志。以上各位首长知道尖刀五连二排长的情况吗？或者新闻媒介能提供这方面的情况吗？

　　敬请各方面帮忙，切盼。（作者系兴县姚家会人，太原离休干部。）

作者：姚文锦

来源：《吕梁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