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远鹏是盘踞在安仁、酃县、永兴边境的国民党“湘赣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少将司令。我南下到达安仁不久，根据省委“剿匪安民”的方针，配合人民解放军136师的408团和衡阳军分区的484团，对这支反革命武装土匪进行多次围剿，活捉了匪首霍远鹏，消灭了这支反革命土匪武装，取得了湘南第一次剿匪斗争的胜利。

（一）

      1949年，我们南下工作团由山西晋中区随军南下入湘。到达长沙县槩梨镇时，我被分配到湘南的安仁县任县委书记（当时属衡阳地区）。我和南下中共安仁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一行92人，于9月4日先后抵达安仁县城。安仁县城座落在米水支流的永乐江北岸，早在8月18日被我人民解放军136师解放，而南岸广大地区仍被白崇禧部3个师盘踞着，敌我双方隔江形成对峙，相持了48天。我们到达后第三天（即9月7日），在县教育坪召开了有南下干部和安仁地下党部分干部参加的第一次干部大会，迎着炮火的硝烟正式宣布中共安仁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成立，由我任县委书记，乔明远任副县长（9月25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任县长）。当时全县共16万余人，划为5个区。县委和县政府统一组织工作组，由原地下党的同志作向导，深入到已解放的地区发动群众，开展筹粮支前工作。9月中旬，我带领三、四、五区的干部，沿永乐江北岸而上，来到离县城15公里的安平司。这里是三区区政府的所在地，这个区已全部解放，四区的大部分地方也已解放，只有五区还被一股称为“湘赣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的反革命武装占踞着，工作人员进不去，无法开展工作。

      五区包括现在的关王、豪山、羊脑3个乡和酃县的鹏塘地区，与酃县、茶陵、永兴三县山水相连。这里山高路险，曾是我党和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根据地。“湘赣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武装盘踞到这里后，就扬言“要用共产党的办法对付共产党”，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我们到达安仁不久，原地下党负责人张英奇就将这股反革命武装土匪的情况向县委作了汇报。原来，这股反革命武装土匪是国民党军统头子、警察总署署长唐纵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在逃往台湾前夕安排在湘南的一颗钉子，妄图阻止我军解放湘南，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这支反革命武装土匪的头子霍远鹏，与唐纵都是酃县人，又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同学，两人关系甚密。唐纵任国民党政府警察总署署长时，霍远鹏任警察总队第三支队少将司令。辽沈、淮海、平津战役后，国民党鼓噪“划江而治”。在这一片喧嚣声中，唐纵派遣霍远鹏率领警察第三支队的第八、第九两个大队约一千人枪来到永兴，开始仍打着警察总队第三支队司令部的牌子，积极招兵买马，收罗散兵游勇，人枪很快扩大到三千，号称一万，将警察第三支队更名为“反共救国军湘赣边区湘南纵队”。4月23日，南京解放，正式宣告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结束。处于穷途末路的霍远鹏，欲作绝望式的困兽斗，又将“反共救国军湘赣边区湘南纵队”更名为“湘赣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司令部”，并将原来的大队升级为支队，支队下辖大队，大队下辖中队。霍远鹏把“湘赣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编为6个支队，15个大队，45个中队。司令部内设5个处（即参谋处、政工处、军需处、副官处、军法处），2个室（秘书室、军医室），3个直属中队（特务中队、通讯中队、营务中队），还有3个直辖大队，1个机械所，1个工兵组，1个汽车队，由霍远鹏直接掌握。为了从最近取得军需物资补给，霍远鹏又与驻在湖北咸宁的十六绥靖区总司令霍揆彰取得联系。霍揆彰也是酃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中统特务头子陈诚的亲信要人，先后任过国民党五十四军军长，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云南警备司令等要职，是杀害爱国民主人士李公仆、闻一多的罪魁祸首。在全国的舆论压力下，霍揆彰曾一度被蒋介石撤职，住在长沙当了一段寓公，不久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十六绥靖区总司令，驻在湖北咸宁。

      霍揆彰为坚定霍远鹏反共到底的决心，当即送给霍远鹏加拿大手枪17支，快慢机枪3支，白郎宁手枪1支，毛瑟2支，其它长枪5支，脚踏车、电影机各一部，军衣一百套，美军毛毡250床。并将幼女龙花委托霍远鹏照顾，霍远鹏把霍揆彰支援的武器物资扩充了一个第三直属大队，由霍揆彰的内弟张佐夏任大队长，直接负责警卫霍远鹏司令部的安全。这个第三直属大队都是欺骗当地的青年农民扩编而成立的。张佐夏既是霍远鹏的亲信，又与我地下党某些同志也有亲戚关系。这就为我们争取这支反动武装投诚起义提供了条件。为此，原地下党安仁县负责人张英奇曾三上鹏塘，通过内部关系对这支反动武装进行分瓦解，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张佐夏同意在我解放大军到达后率部起义，但要我军保护他全家的安全，地下党答应了他这个条件。

       8月18日，安仁县城解放，原国民党安仁县长李超华率领旧政府官员和200多名警察起义。霍远鹏闻讯后，惊恐万状，急将司令部由永兴的四甲里迁到鹏塘的高路，向直属第三大队张佐夏和第一支队司令吴立坚部靠拢，接着又把唐振文的第五支队从酃县调到安、酃边境第一线布防。唐振文是唐纵的兄弟。霍远鹏认为这样部署万无一失，殊不知，从他窜到湘南来那天开始，就为他们彻底覆灭敲响了丧钟。

（二）

       1949年9月7日，安仁县委和人民解放军首长根据张英奇同志的汇报，制了“军事打击吴立坚，政治争取张佐夏”的剿匪方针。

      吴立坚是湖南衡山（现衡东县）人，原任国民党警察总署警察总队督察长，随霍远鹏回湘南后改任警察第三支队第八大队长，是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霍远鹏对这支反动武装改编时，吴立坚被提升为“湘赣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副司令兼第一支队司令，率领所属匪众七、八百人抢占驻安仁的关王庙（现在的关王乡），自立安仁县政府，自封为安仁县长。这股凶恶的反革命土匪自进入关王庙后，疯狂地迫害我已暴露身份的地下工作者的家属，破坏人民政府筹粮支前工作。

      面对吴立坚的疯狂破坏，县委十分愤怒，我立即赶到136师师部向师首长曾雍雅请求派兵剿匪。当时白崇禧部还盘踞着永乐江南岸与我人民解放军对峙着。曾雍雅虽说有困难，还是答应暂抽调一个营的兵力前往袭击，以打击吴立坚的嚣张气焰。9月20日，136师决定从408团抽调一个营的兵力，由县委指定的安仁原地下党员黄勇、戴光发、何全禄、何起湘、何万通、何魁悟、何振中，段德灿和地下工作者候延熙、候一服、肖秋桂等为向导，立即从县城出发，到达安平司后，分三路连夜向关王庙奔去。当晚夜黑如漆，21日黎明时，部队摸黑准时到达战斗前沿。凌晨5时，我人民解放军正式发起攻击，顿时迫击炮的轰鸣，机枪哒哒的尖叫，打得还睡梦中的敌人不知所措。驻在九十九镫亭子里一个敌排哨，被摸上去的解放军一阵手榴弹全部报销了，一个饶幸活着的敌机枪手刚抓起枪准备扫射，解放军的枪口已抵住他的脊背，敌人只好乖乖举手投降。其他两路也是如此，有的敌人还在睡梦中就被我军击毙，战斗上午10时结束，吴立坚匪部被我军全部击溃，残部退到永兴龙形市苟延残端。战后清理，此役共击毙吴立坚匪部100余人，缴获美式卡宾枪、冲锋枪、步枪70余支，美式手枪一箩筐。解放军没有穷追，仍撤回安平司，关王庙获得解放，我们开始在这一带开展工作。10月1日衡宝战役打响后，白崇禧全部退出安仁，驻防安仁的人民解放军136师追歼逃敌直逼耒阳，接着是二野大军过境，二野18军卫生部800多名伤员留安仁治疗。这时县委全力投入筹粮支前和安置伤病员的工作，直到10月18日衡阳军分区的484团来到安仁，县委才把全歼吴立坚，争取张佐夏的剿匪方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484团到安仁的当天，县委决定由宣传部长张正甫和副部长张莾奇同484团团长钟美科3人共同研究歼灭这支反动土匪武装的作战方案，并由他3人组成前线指挥部。他们决定首先争取张佐夏起义，然后解决霍远鹏司令部，最后回过头来收拾溃退到永兴龙形市的吴立坚残部。是晚，钟美科团长率领一主力，由张英奇当向导，连夜朝关王庙奔去，张正甫随军前往。吴立坚闻我大军到达关王庙，吓得犹如惊弓之鸟，率领残部和家属600多人，急由龙形市向其老家衡山方向逃窜，19日下午窜到安仁二区的罗家桥（又叫老鸦桥），立即封锁消息，恐吓群众。解放后的群众对这股窜来的凶残土匪恨透了，他们不畏敌人的恐吓，冲破吴立坚的层层封锁，连夜将这股反动土匪武装窜到罗家桥的情况报告二区工作队长贾双德（实为区委书记）和工作队员唐名辉，他们二人又深夜赶到县城向县委报告。这时我正准备休息，紧急敲门声传来，我掌着煤油灯打开门一看，见是贾双德、唐名辉两人。贾双德才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把吴立坚匪部窜到二区罗家桥一带的情况向我作了汇报。我见情紧急，立即带着他们找到留在县城的484团政委崔琳。崔立即找到与他一起留在城里的一个副团长商量，决定把留在城里的部分兵力，再动员18军卫生部留在县城养伤的部分轻伤员，组成一支300多人枪的剿匪部队，由崔琳和那个副团长率领，深夜奔向离县城附近的罗家桥。我军连夜把吴立坚匪部包围后，拂晓开始攻击，激烈的机枪声和啪啪啪的步枪声把吴立坚从梦中惊醒。他气急败坏地组织抵抗，但为时已晚，匪部被解放军打得鸡飞狗跳，四散奔逃，经6个多小时的围攻，共击毙匪部大队长谭德奎，中队长戌斌等官兵30余人，生俘其政工室主任李副荣等205人，缴获长短枪95支和大量军用物资，吴立坚本人漏网。

      吴立坚漏网之后，如丧家之犬，沿途收集100余名溃逃的残匪继续向其老家衡山方向逃窜。途中与我原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游击司令部第十大队长吴载嵩和工作队员唐自强及吴的警卫员阳继良狭路相遇，因寡不敌众，吴载嵩等3人被俘。县委得知吴载嵩等被敌人抓走的消息，甚为焦虑，急请驻军首长派部队前去营救。21日上午，我人民解放军部队搜索追踪到耒阳县坪田乡的三口堰，发现吴载嵩、唐自强、阳继良3人已被敌人在此杀害，吴立坚残匪已逃无踪迹。

（三）

      人民解放军484团主力于19日到达关王庙后，县委宣传部长张正甫同钟美科团长和张英奇3人研究，决定乘我大军压境之机向匪直属第三队长张佐夏开展最后一次政治攻势。由张英奇给张佐夏写信，要求他履行诺言，在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立即缴械投降，争取宽大处理，并限他接到信后，按时到我方指定的地点进行谈判。

       10月20日，张佐夏按照我方要求，准时到达安仁县豪山乡的廖湾何庆达家。出席这次谈判的我方代表有：484团团长钟美科，县委宣传部部长张正甫，副部长张英奇，第四区工作队长李俊林，五区区长曹彦珠及原地下党员何起湘等，对方代表是：张佐夏、陈修农、张杯义3人。谈判一开始我方即向张佐夏严正指出：现在大军压境，吴立坚部已基本消灭，摆在你面前唯一的出路就是缴械投降。对缴械投降的官兵，我方将按宽大政策，不虐待、歧视，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要求在谈判结束24小时内，将部队集中于太平圩，集体缴械，不许走散一人，丢失一枪。通过谈判，张佐夏完全接受我方条件，但提出要我方给予起义的待遇，我方同意了这一要求。谈判于当天下午4时结束，张佐夏和其随行人员即返回鹏塘太平圩，我方在张佐夏动身约一个半小时后，部队即尾随张佐夏向鹏塘进发，并迂回向永兴、酃县方向包围，以防张佐夏变卦逃跑。

       20日午夜，我军到达鹏塘后，立即派出部队向各方警戒，封锁消息。就在这时，鹏塘地下党员抓获了两个便衣，一经审问，原来霍远鹏得知吴立坚部被歼的情报后，吓得心惊肉跳，坐立不安，便派两个便衣深夜前往太平圩通知张佐夏前往司令部接受任务，并下达了当晚的口令。我前线指挥部得到这一情报后，迅速作了研究和部署，并立即派地下党员张德润通知张佐夏，提前于21曰黎明前集结部队听候发落，张佐夏本人马上来指挥部。

      张佐夏依照命令按时到达我前线指挥郜，484团钟团长和县委宣传部部长张正甫简单地向张佐夏说明情况，然后以严厉的口吻对张佐夏说：“霍远鹏今晚要你前去接受任务，并有通过岗哨的口令，我们决定今晚由你带队抓获霍远鹏，希望你为人民立功。”张佐夏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得手足无措，开始茫然惊慌，继而恐惧为难。在我方一再开导下，最后答应“愿为效劳”。接着指挥部调整了战斗部署。

      第一，由熟悉当地地形的地下党员作向导，分别带领两支解放军队伍包围匪司令部驻地鸾岭和霍远鹏夫妇驻地高路村。

      第二，命令一连抢占当地大地主张光衡屋后的高地、监视、控制霍远鹏和匪司令部的活动。

      第三，由张佐夏为向导，484团作战参谋苏万鹏，九连连长姬国友带领解放军一个分队，化装成张佐夏的部队前去见霍远鹏。

       21日黎明前，张佐夏的直属第三大队由副大队长陈修农带领全队官兵83人，长短枪109支，电话机、放影机各一部，以及其他军用物资，按时到达太平圩向我军缴械投降。

      拂晓，张佐夏带领解放军小分队到达霍远鹏驻地高路村。

      张佐夏首先叫门，霍远鹏的勤务兵问：“谁？”

      张佐夏答：“是我，张佐夏！”

      勤务兵把门打开，发现张佐夏后面紧跟着好些人，心知有异，准备开枪，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九连连长姬国友急步向前，用手中棍子将勤务兵的手枪打落在地，立即把勤务兵抓了起来，部队迅速冲进霍远鹏的住室。这时霍远鹏夫妇，连同霍揆彰的小女龙花及其保镖，未来得及拿枪，就束手被擒。

      霍远鹏被活捉，但驻在鸾岭匪司令部的参谋长陈凯南漏网，为了不留后患，我方又动员霍远鹏写信给陈凯南，令其投降。霍远鹏见自己已成为阶下囚，无奈只得写信给陈凯南道：“我已就擒，吾兄独木难支大夏，望识时务，速来太平圩，以求宽大发落……”陈凯南接信后，不久也向我方投降。

      至此，盘踞在安仁县境内的“湘赣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的土匪武装全部被消灭，安仁县全境解放。接着484团进军酃县，10月27日解放酃县县城。28日发动水口战役，消灭了“湘赣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唐向荣支队。这样霍远鹏的土匪主力军已全部被歼，其余残敌也先后被消灭。

      嚣张一时的“湘赣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在很短时间内便全军覆没，是湘南地方军队坚决执行省委“剿匪安民”方针的重大胜利，也是安仁县委和484团首长具体运用“军事上打击，政治上争取”这一正确剿匪方针的成果，同时也是安仁原地下党的同志坚持战斗在敌人内部，进行艰苦斗争的历史贡献。

      剿匪的胜利，安定了社会秩序，推动了减租反霸运动的深入开展，促进了生产，为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开展土地改革打下了基础。时隔43年的今天，回忆这段扣人心弦的斗争历史，使我激动不已。我深切怀念为消灭这股武装土匪英勇战斗的人民解放军，悼念在这次剿匪战斗中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抚今追昔，我们今天更应珍惜这用生命和血汗换来的革命成果。 

【作者简介】

      荣成和，男，河北省沙河县人。1949年随晋中三大队五中队南下时，任县委书记。进入湖南省安仁县后，任县委书记。离休前任湖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

来源：《吕梁干部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