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交城成村“红色市场”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更为艰难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凭借武力，向我晋绥边区举行疯狂“大扫荡”，惨无人道地实行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给晋绥边区军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边区各级军政机关办公无纸张，夜间没灯点。严寒的晋北山区，冬天战士们穿不上棉衣、盖不上被子，行军没鞋袜，打战弹药不足，后方医院缺医少药。山区资源缺乏，又无可靠的给养基地。再加国民党政府坐山观虎斗，专吃磨擦饭，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处在极为艰难的困境之中。
初春的一个傍晚，交城县抗联主任华国锋同志率领几名武装工作队员走下了吕梁山。在他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和我党组织的有力协助下，开辟了名震晋绥、声传延安的敌后给养站——成村红色市场。
成村，位于县城西南5华里，是一个拥有千余户人家的大村，也是县城通往西南各乡的门户。村里既有我地下抗日组织，但伪职人员也不少，社会关系繁杂、保守机密困难。村北紧靠太汾公路，鬼子日夜巡查，把守严密。但跨过公路，便是我抗日游击队活动的区域，地形复杂，便于隐蔽。村西有3千亩芦苇茫茫一片，是很理想的青纱帐，便于我方人员转移隐蔽，鬼子从来不敢深入。村内沿街有棚铺和车马大店，因地少人多在城做买卖的甚多，货物来源门路大。虽也有敌伪组织，但只是为了维护村坊安全，并非真心反动卖国。华国锋主任详细分析研究了成村的客观条件和自然环境，充分估计到了可能发生的事变，努力克服了不利因素，在这块熟识的土地上，领导交城人民展开了一场反经济封锁的特殊战斗。
1939年春，市场初创时，我方工作人员借日本侵略军人生地疏的弱点，以乡村集市的面目出现，发动群众多设日杂、饮食、水果、说书、卖唱、破烂等棚摊铺店，遮掩敌伪耳目，暗中转运我边区军需及日用物资。日军几次出发“侦察”都毫无查获。时过不久，由于汉奸告密，日军驻交本部才知上当，于是抓捕了村长，下令取缔成村集市，到处张贴告示，扬言：“违者烧毁村庄，格杀勿论。”鉴于形式，我红色市场根据华国锋同志的意见，白天转入地下活动，积极准备物资，存储货物于全村各家各户；夜间挑灯交易，市场更为沸腾繁忙，灯火通明，人流不息，通宵达旦，物资应有尽有。
为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华国锋同志为市场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定：“订货定价、公买公卖、禁止投机、两利兼顾、保接保送、合理负担。”并设立了治安保卫、护送护接、交易分配、财物保管、保密寄存、接待宿食、情报联络9个组队，分工把口、责成专人负责，由市场领导组统一管理、指挥。还将敌伪组织防共自卫团秘密改组，变为市场的武装保卫力量，负责站岗放哨、巡查、抓捕坏人、应付敌伪。同时还在县城设立情报联络站——三断饭店，情报灵快、准确。如有警报，各组队便指定人员掩护分散转移，以防不测。
几个月后，市场夜间活动的消息传到了日军耳朵里，日军宪兵队长古赖引大队日军夜围成村，由于情报及时，我市场早已将货物、人员、资金转移在村西芦苇内，鬼子“包剿”一无所获。古赖无可奈何，只好命令机枪向3000亩芦苇乱扫一阵，扫兴收兵。后来，敌人几次采取偷袭战术，但仍无收获。于是，在县城成立了“物资取缔所”、“物资配给合作社”，企图卡断我红色市场的货物来源。在城东关商业中心设立岗哨，专门监视各商店货物来往，以中断我方资源，并派伪军3个班镇守东关堡门，行人出入，严加盘查，还派便衣特务在东关集上跟踪侦探。
1939年冬，华国锋同志深夜下山到了成村，在一家堡垒户的屋里，召开了市场领导组会议，传达了边区首长对市场工作的指示，仔细分析了抗战的局势和任务，制定了今后市场的战略战术，指出：“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活宝，在敌区工作的同志要抓紧学习，只有把党的政策学习好、掌握好、才能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同力抗战。”还叮嘱我方工作人员：“要十分重视党的统战政策，不可忽视任何一个环节。对民族资产阶级，既要团结他们、教育他们也还要防备他们。因为他们同敌人有经济上的复杂关系，任何时候也不能粗心大意，还要多做瓦解伪军的工作……”会开完后，乘夜又返回根据地。此后，我方工作人员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爱国人士，同敌人斗智斗勇，抓住敌伪吃喝嫖赌、爱钱如命的辫子，乘虚而入，瓦解了敌伪上层人物，有的还逐步发展成为我内线力量。与此同时，我市场工作队还配合县武工队积极活动，夜夜扰乱敌据点，今日桥头日军哨兵被杀，明夜料子馆汉奸被捉。邻村一些敌伪情报员在我方控制下，捕风捉影地送假情报，驻交日军惶惶终日，只得龟缩在据点。每当夜幕降临，我内线同志便将堡门打开，抢运队长驱出入，夜夜如此。同时，还组织了另一只运输队，将货物装在粪车、垃圾车内，大白天平安出城，红色市场从此更加兴旺起来。
日军自知出城“包剿”无用，夜间又不敢离开巢穴，只好收买汉奸游四儿等暗中破坏市场，扰乱秩序，路截物资。武工队便依据情报，将亡命之徒击毙在通往山区的红色线路上。
1940年秋，日军企图封锁进山要道峪口，派兵驻扎文水开粣镇，我方小八路乔装打扮，智杀日军桥头岗哨。至此，敌伪心惊胆战，再不敢肆意出来捣乱，红色市场日以巩固。
1940年秋，红色市场还通过东关街街长武培芳，警察所所长杨生康，将我边区牛玉清、王进德等十几户采购商安插在东关商业区，利用“合法”身份，巧妙地坚持斗争。
1941年，日本特务发现了东关堡门夜夜不关，专为我市场运货的机密，残暴的日军将镇守东关的6名伪军官全部杀害，并抓捕了伪县长、伪科长、伪财政局长。鬼子队长高桥调集清、文、汾3县日军实行“拉网清乡”，石殿文、孟范五等我军采购员、市场工作人员、爱国商人、群众十几人英勇就义，许多无辜群众遭受毒刑。但红色市场没一匹布、一双鞋落入敌手。
1942年，日军大举向我晋绥边区进犯，极其野蛮地推行“三光”政策，在沦陷区极力推行“强化治安”。为破坏我游击队和红色市场活动，修碉堡、筑炮楼、毁庄稼、挖壕沟。我市场又处在极为困难的斗争环境中。此时。华国锋同志再次到了成村，他传达了我方革命战争的形势，分析了当时的敌我状况，布置了当前斗争的任务，嘱咐大家要打进敌人的心脏，挖出敌人的肝肺，要时时掌握敌情，准备客服更大困难。
随着日军在山区战役失败的同时，红色市场工作配合武工队积极活动，化装入关，智杀了设在商业中心的日军哨岗，巧捉了在东关集市上侦探的汉奸特务，大闹东关集市，惊得日军队长古赖目瞪口呆。不久，八路军主力120师特务团与县大队挺进平川，展开了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截击站、运动战。红色市场抓紧时机，组织了500余人的自行车队，从各城镇速购抢运。在爱国人士的大力协助下，巧妙地利用太原日本宪兵队“走私”的机会，购进了日本洋行“晋康公司”的大批军用绿布、药材、枪支等奇缺物资，安全运往红色市场。
在我武装力量的逼迫之下，日军兵力不足，不敢肆意出城。于是古赖设下“金钩”计，阴谋诱我市场上“钩”。他们故意明里放松堡门搜查，暗里派特务稽查各商户市区出入数字。我方觉察后，及时采取紧急措施，配合县大队夜袭东关。攻入东关后，红色市场千余人的运输连夜抢运。天明，胜利地撤出东关，日本军丢了“金钩”又折兵。
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红色市场采取了新战术——“流动市场”。今日安定村，明日大营乡，始终没让日军摸清底细。
为了开辟一条直通陕甘宁的红色线路，华国锋同志率领抗日武装三克战略重镇开栅，使我红色市场远达京津沪，直通延安城。在3年多的时间里，红色市场为抗日战争军民购运布料100余万匹，军鞋30万双，各种军需3万余驼，并为我抗日游击政府在敌后各地征收公粮。从而彻底粉碎了日寇的经济封锁阴谋，是晋绥边区军民渡过艰苦的斗争岁月。此时，我红色市场还为抗日部队收集了100余支武器、弹药，输送了50余名有志青年参军参战，出色地完成了艰巨任务，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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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田瑞 孟秋善
来 源：《晋代晋商交城志》
本期编辑：崔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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